杜国立：从装卸工到年营收近千万元的网络私营旧书店老板

　　他是北京旧书圈里一位鼎鼎有名、呼风唤雨的大腕人物，也是孔夫子旧书网中的风云人物之一。他从扛一个大包赚两块钱的装卸工起家，发展为一天能淘一车价值数十万的旧书大亨。他在潘家园有两个书摊，在高校附近开有古籍书店，同时做起了电子商务，年营收近千万元。他是杜国立，北京旧书圈里的“杜老板”。

　　让我想想，那一年我在干什么?

　　我在上初三。中考前的那段时间，每天下午我骑着黑色永久牌二六自行车跑到市政府广场看游行。广场上万人如海，如醉如狂。晚上回到家，我激情四溢地把一天的见闻写在日记本上。我宣称“对中国来说，这是个大年份”。我自不量力，企图步司马迁后尘，记录历史。后来我知道，几个月前，诗人海子刚刚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而这一年，也是小杜的大年份。15岁的河北少年杜国立，背上铺盖卷儿，满心欢喜地跟着舅舅离开承德农村来到北京打工。在水利一处报到，干的活儿是疏通河道。

　　今天，我们可以给历经24年奋斗的杜国立贴上这样的标签：潘家园旧货市场第一代书商，中国最大的网络私营旧书店—合众书局老板。

　　合众书局的库房在清河一家机械加工厂的大院里(我喜欢杜国立描述地理坐标的方式，他告诉我“在大烟囱底下”)。靠北墙那座300多平方米的高大厂房被分割成两部分，面积较小的外间用来办公，较大的就是塞满白铁皮书架的书库。

　　书库里有30万册旧书，上万张字画。每种书根据上架的先后顺序都有唯一的编号，非常便于查找。字画均被折成一尺见方，像薄册子一样插在绵延十米的七层书架上。书库里没有灯，漆黑一团，由于书架又高又密，即使有灯也无济于事。只有白天，从墙上两扇小窗透进的一点日光，能照进某条狭窄的过道。 要想在这里找书，只能借助手电筒。30万“书中蚁族”聚居在京郊这个寒冷幽暗的营房里，期待着有一天重新落户到某个好人家。

　　办公区也堆满了旧书、档案、卷轴、油画、瓷杂物件。来自不同年代的气味、粉尘在这里纠缠、飞舞。正当中的四个座位，如同书海狂澜中的一只救生筏。四位员工的日常工作就是把书上到孔夫子旧书网的拍卖区，平均每天100多种。这四个年轻人都是通过58同城或者站台网招聘来的。负责的那位有个奇怪的姓，他姓降。小降已经跟杜国立干了近十年。前几天，我在网上买过合众书局一本1947年私人印制的英文诗集。这是非正式出版物，外面装了个硬壳封面，正文则全是用打字机打的。封面上印着作者的名字“Cheng Chi-yu”，用的还是民国时通行的罗马拼音。小降为它找到了对应的中文字“郑启愚”。我买它当然是因为东西稀见，但如果小降没把这位安徽大学教授的中文名字查出来，我想我肯定会错过的。也就是说，小降的创造性劳动使这本书大大增值了。因此，绝不能把上拍卖看作一项简单机械的工作。

　　机械厂大院的东侧有座二层小楼。小杜在这儿租了另外一间屋子做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比库房还要乱。墙上挂满了不知名的书法、国画、版画、圣母像。屋里的皮沙发、茶几、大班台上，到处都堆满了东西。无处不在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窗台上庄严的陶瓷胸像，地上一大一小两个石膏主席面对面朝对方挥手打着招呼，暖气片上的油画里他身穿军装威风凛凛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书架里面摆了一些工具书，有了百度以后，它们的价值变小了。书架顶上则压了一大摞画册。最醒目的是一套《苏加诺总统藏画》，大四开六巨册。那是得过莱比锡图书博览会金奖的东西，但因为收录的基本都是外国画作，一直卖不上好价钱。还有一部纸白墨黑的恭王府刻本《萃锦吟》，摊开在电脑和方形玻璃烟缸之间。小杜说，可惜不全，要不可厉害了。

　　小杜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棒球帽，棕色皮鞋，带拉链的藏青色小立领毛衣，外面套了件军绿色羽绒马甲。看得出，他家里有个尽职的老婆。

　　他在这些写满故事的纸张之间踱来踱去，双手插进裤兜，一支明明灭灭的南京牌香烟叼在嘴上。他看上去气定神闲。已经不必担心会有什么被夺走，他像一个在丰收的瓜地里巡视的瓜农一样对收成心满意足。我说：“你得注意防火。”“有灭火器。”他似乎对火灾隐患不以为意。眯着眼睛把烟又深深吸上一口，他笑呵呵地说：“没事儿，屋里还埋着避火图呢。”

　　小杜个子不算高，但脑袋大，脖子粗，非常强壮，一看就是个打架的好手。平常多以笑脸示人，但板起面孔来，眉心会皱出一个刀刻般的“Y”字，透出一股子狠劲。

　　他有欺行霸市的资本，但他不欺负人，几乎不跟人翻脸。当然，如果你在市场上跟他抢书，他也会毫不客气地针锋相对。“敢抢我书?那就揍他!”小杜笑着把个“揍”字咬得劲道十足。这时候你能立刻意识到，丛林法则永远也不会消亡，尤其在一些较为原生态的行业里。

　　他这两年最成功的一笔买卖是收购了一批钱币样票。那是一个小贩在报废的保险箱里发现的。全是100元面值，100张一捆，一共100多捆。小杜迅速转手，转眼就赚了七位数。至今他回想起来，还是频频点头，一脸的陶醉，语气无比温柔：“这个还是挺来劲的……嗯，挺来劲的。”

　　小漏儿那可就多了。比如5万块钱买了三张五色织锦的康熙朝诰命，10万一张卖掉了。两万块钱买了部殿版《钦定书经图说》，赚了10万。这都是去年(2013年)的事情。

　　也有赔的时候。最近通过中间人，他买过三个扇面，花了6万，有陆恢的，刘德六的。此外还付了中间人12000元佣金(介绍费20%，这是现在的行规)，又花5000元买了这人一个一眼假的银锭，就当给他好处了。扇面送到拍卖公司，最后只底价成交一件。这件事是小杜讲的，里面有没有烟雾弹我无从判断 (很多书商喜欢夸大损失以避免买家心理失衡)。但从他谈论此事的那种轻描淡写的口气，可见其心态放得很平。毕竟是赔是赚，皆为生意常态。只要大盘跑赢，一城一地的得失可以在所不计。

　　他开始卖书是在1991年。当时他已经离开水利一处，转到广安门货运站做装卸工，卸一个车皮10块钱。我记得当时报摊总在出售一些稀奇古怪的杂志，《大千世界》、《右江文艺》之类的。封面一般是手绘风格的：吸烟沉思的公安、阴险狡诈的歹徒和穿着暴露的丰满女人。看上去香艳刺激，引无数小弟大叔竞折腰。杂志的定价往往是两块九毛八，你给老板三块，他找你二分。读者在寂寞的旅途上打发一下时光，也就扔掉了。小杜发现，一般人嫌脏不愿光顾的废品收购站里垛着大量这类二手杂志，都是论斤称，一斤才八毛!

　　广安门货站南侧有片空场，平时都被卖菜的盘踞。他在这儿扯开一块大蓝布，称上几斤旧杂志，一本本摊开，花花绿绿，五光十色。一律一块一本，价钱只有新书的三分之一。那是读图时代的大前奏，杂志不论内容，封面越花哨卖得越好。很快，摊上的杂志就得摞着卖了。一天下来，百八十块没问题。他的日子开始好过了。

　　常跑废品站，各种各样的书就都见着了。民国书、线装书、红宝书、小人书……小杜把这些东西也都摆到摊上，喊上几块一本，不过乏人问津。

　　这时，一个在他生命中转瞬即逝然而又意义重大的人出现了。小杜称其为“一个退休老职工”。这人懂旧书。他对小杜说：“你跟我去，北京有个地方专门卖这类东西。”我愿意把这个老头想象成头顶光环，手拄龙头拐杖，胯下一匹梅花神鹿的南极仙翁。他苍髯一扫落凡尘，只为金针把人度。

　　当然，就算没有南极仙翁，小杜迟早也会找到潘家园，但可能要在黑暗中多摸索几个月，甚至几年。小杜说：“他带我走出一条道儿来。”

　　第二天，小杜三点钟就起床了。他装上满满一三轮车线装书，蹬到潘家园。那时候现有的旧货市场还没有建起来，大家还在华威北路的空场上摆地摊。小杜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专门卖旧书的。他对线装书的价值不摸门儿，那么就车上所有的，无论版本，不管全不全，二十一本随便挑。他说，这在当时就算顶着嗓子眼儿的价了。

　　一会儿，一个不修边幅的中年人晃了过来(边幅?哪有边幅啊?小杜是这么形容他的)。这人身高不到一米七，胖胖的，两只大眼珠子，头发没梳，牙也不齐，眼角还当啷着眵目糊，看上去像个民工。但他不是民工，他是地道的老北京。他就是20世纪90年代潘家园最大的买家—大名鼎鼎的许川，小杜的第一个大客户。传说他是个包工头，回民。

　　许川很能跟潘家园的书贩打成一片。书贩们没有不喜欢跟他做生意的。他好吃喝，爱张罗，为人爽快。他跟小杜一起喝啤酒，每次最少干掉一箱。你什么时候看见他，他那张脸都喝得通红。我现在能找到的唯一一张许川的照片，就是他和小杜等几位潘家园书商在饭桌上拍的。可惜只有个侧脸，还因为相纸的原因褪了色。

　　也许许川从没跟你说过话，只点过几次头，但如果在潘家园的鬼市上，他突然一拍你肩膀：“嘿!借我2000!”你不要感到意外。“这人话巨多，大嗓门，特贫，就跟流氓似的。”小杜带着赞许的口吻回忆道。

　　许川家住亚运村，在城里钱粮胡同还有几间平房。认识他的人说：“那哪能算家啊。完全没装修。除了一张床，里里外外堆的全是东西，跟废品站似的。”他买东西多而杂，书、字画、资料、瓷器、玉器，甚至毛主席像章，只要是大拨的东西他都要，而且不怎么还价。买了又买，从没见他卖过，就那么堆着。小杜卖不掉的，他基本都能兜着。比如有一本民国二十三年鲁迅、郑振铎印的《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带签名的，喊价高没人要，最后就归了许川。这是真正的珍本书，如果放到现在，不知要引得多少人垂涎。

　　也有人说许川没“眼”，意思是买东西泥沙俱下，缺乏文物鉴定的那只眼。一位古籍行家在摊上看中三册《古今图书集成》，要价30还到20，成交。许川过来捅捅行家：“买它干嘛?”“这是《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怎么了?”

　　2000年，许川得了淋巴癌。手术失败。出院以后，照旧逛潘家园。有人见到他，跟他打招呼。他嘴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咕噜咕噜声，指指自己的嗓子，又摆摆手，意思是喉咙已经坏掉。

　　没过多久，许川就死了，只在人们嘴里落下“人不错”三个字，连他的名字到底是许川还是徐川都还存有争议。从此潘家园再也见不到那部突突突冒着黑蓝烟的橙色铃木小五〇摩托了。

　　小杜卖过不少东西给许川。许川单身，他死后，所有的东西又由他弟弟卖回给小杜等五个人，价钱是10万。当时用一三〇卡车拉了整整三车。这些东西最后散到了几位藏家的手里，构成他们藏品的主干。其中包括陈梦家友朋书札，文史出版社的大量存稿，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家散出的书籍文献……小杜兴奋地用两手比画着：“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稿本!这么厚!这么高!大红格!毛笔写的!还有那个叫—对，《日本变政考》进呈稿。东西多了去了!光康有为笔记本就49个!”

　　小杜和许川是生意场的上下家，也是酒友，他像许川一样好喝。度数低的还喝不了，要喝最好是60度往上的，牛栏山，或者内蒙产的67度的“闷倒驴”。他说，闷倒驴牛逼，过瘾啊，衡水老白干也凑合。以前他除了早上不喝，中午晚上连轴喝。馋烈酒馋得不行。

　　他喝酒误过事。前几年去喝朋友孩子的满月酒，一屋子人如梁山好汉，白酒成箱地嗓子眼里灌。散场之后他开着自己的夏利捎几个人回家。为了躲一辆大车，撞在了树上。车报废了，小杜没事，副驾的人脑袋撞破，胳膊也骨折了，得送医院。小杜就跑到大路上拦车。一辆捷达路过，一个油门踩过去，没停。他们眼看着捷达拐进了前头的一个汽车维修厂，就一起追了过去。那司机发现有人追来，躲进汽修厂的办公室。他们几个人砸碎办公室玻璃，冲进去，把那人踹了好几脚。后来小杜又去截一辆大公共，搬起一块大石头，把大公共的前挡风玻璃砸得稀巴烂。

　　这件事让他赔了不少钱，还搭上不少时间。他是个乐观的人，但他说：“以前从没觉得哪里气儿不顺，从那以后，就总觉得什么地方堵着一股气儿。”

　　他戒了一阵子酒，但后来又“复吸”了。他的生活离不开烟酒，他是梦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

　　20年来，潘家园人来人往，北京城的藏家换了一拨又一拨，有的没钱了，有的兴趣转移了，有的死了，只有小杜的生意吉星高照，年年有余。

　　有人说小杜有一大长处为旁人所不及，他爱“尝鲜儿”。他是潘家园书商里第一个买房的，第一个买车的，第一个租门店的，连骑摩托，他都是第一个。

　　最重要的，他还是第一个上网卖书的。

　　2003年，天涯社区首次出现了跟帖式的网上旧书拍卖。后来孔夫子旧书网一直采用的拍卖延时制就发源于此。我在这儿第一次买了小杜的书，上海人美出的《套版简贴》，610元。

　　他说那是用的他第一台电脑，专门买外文书的老周淘汰下来送他的。

　　我和小杜商定在中国书店小拍时交割。之前对他的印象只有他在网上发过的一份新文学藏品书目。洋洋数百种，让人羡慕不已。当时我以为这是一位老先生。壮着胆子给他打电话，问这些书是否愿意转让。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又低又闷，很客气，也很干脆，就俩字：不卖!

　　交割那天他打我手机，我出了拍卖大厅，见他正从楼梯往上走。他笑呵呵地跟楼梯口的人一一打着招呼，似乎人脉很广。居然是一个比我还小一岁的年轻外地人。我们交书付钱，客客气气，并没有多聊什么。

　　小杜对我说，他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不知道聊什么。所以那种入户收购，他从来不去，宁可买二手的。他一直都是从公开的市场或者熟人手上买东西。他是慢热的，不像有些人三两分钟就能和客户称兄道弟打成一片。

　　我每周六都去逛潘家园，他在二楼有个店面，我有时会去坐会儿，慢慢就熟了。熟了以后就发现，他是个让人愉快的人。他常常是嘻嘻哈哈的，好像世界上的事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说什么他也不生气。有些人讽刺他的出身，或者说他学历低，眼力差，他毫不介意。而且，是真的不介意。他自己不讳言：“可惜我就是没文化，这是硬伤。有时候急了，说不出来话了，就开骂了。”

　　他对古书版本不能算是精通，但每天浸染其中，对其价值自有一种直觉在。可是就算卖漏了，让别人占了便宜，他也能做到心态平和，不找后账。他对于自己那些被人捡漏的故事，津津乐道，并不觉得有什么羞于启齿。比如崇祯的《吴骚合编》，可以算书林名物，里面有精美的徽州版画，因为不全只有一卷， 当年他1万就卖掉了，别人转手卖了20万。他语气里没有丝毫后悔、艳羡之意，只觉得是各得其所，各安天命。他的心理健康坦荡。大家都说，小杜这个人不贪。

　　后来，他收到东西，觉得我有可能感兴趣，就会给我打电话。

　　好几次，我晚上开车去他在清河的家。走三环，在学院路拐弯，往北开。那时候五环还没修好。每次都会买几十本民国书，装在一个蛇皮袋里拉走，回到家再给他银行转账。

　　他的书都堆在阳台上。兴趣使然，那时候我基本上买的全是新文学。光是沈从文的集子就挑了不下20种，都是初版的，品相也好。有些书在扉页上盖了个“精雅斋”的章子，章子刻得差，有点糟蹋书。那是小杜自己的图章。这些书绝大多数都是许川的遗物。

　　也买过书札。印象深的是那批钱钟书家散出来的旧信，装了满满一大塑料袋。可惜所有的信都被杨绛给撕碎了。我去的时候，见小杜正跪在地上，一条一条地企图把它们重新拼合起来。钱钟书的名字在我和小杜的心里闪出各自的光辉。

　　小杜卖书很精明。他开的价当然不低，但是不离谱，这就比很多书贩要好。我挑书的时候，他就在里屋边抽烟边玩游戏。这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现在也还在玩，一款叫《大将军》的游戏。为了买装备他花了不少钱，总是几万几万的。他说如果不玩游戏，闲下来会没事干，更不好。

　　有好几次，我挑完书已是大半夜了。小杜的老婆孩子都已睡下。烟灰缸快溢出来了。清河显得格外美丽。借着星光，我长途夜奔，兴高采烈地把车从北五环外开回南五环外。

　　小杜的媳妇小胡，跟他同县不同村，是经人介绍认识的。19岁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是共过患难的。一起在风吹日晒里蹬过三轮，一起搬过书，在潘家园帮小杜看过摊。现在做专职家庭主妇了。小胡不爱说话，但表情总是充满善意的，我吃过她煎的猪肉白菜馅饺子。两人这么多年就一直过下来。有人跟小杜打趣，没想过换一个啊?小杜哈哈一笑，他说：“有时候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但咱们这行当就不行，全是男的。就算有花心，没花儿啊!”这是实话，没见过爱买旧书的女人。

　　圈里人对小杜的评价多是狡猾、脑子转的快，买东西胆大，不计较小钱，诸如此类。

　　胡同跟小杜算是很熟的了，两人同龄。胡同开了布衣书局，所以小杜叫他局长。小杜说局长懒，潘家园、报国寺现在基本见不到他。其实是两个人经营思路不一样。我也问过胡同对小杜的印象，他想到的第一个词却是“自信”，而且是“极为自信”。

　　有一次，胡同陪小杜到某书贩家收书。那人拿了一份山东大学历史学家丁山的手稿，要价1500。小杜说给150。那人从里屋搬出一部厚厚的人名大辞典，一边低头翻着，一边絮絮叨叨地说丁山有名，在辞典里能查到云云。小杜就自顾自一样一样地翻腾他屋里的东西，板着脸，也不搭茬，视他为无物。小杜拿起一样，抖抖土，手一扬，扔出去好远。又拿起一本，翻一翻，哗地扔地上。好像这些东西都是彻底烂掉的白菜帮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在世界上存在的价值。他就这么漫不经心地边翻边扔，如入无人之境。这实际上是在打一场心理仗。胡同说，那个书贩被小杜的气势给震慑住了，越说越没底气，最后腿都软了，蹲在地上，扬 着头看着小杜发愣。最后还是按小杜说的价格成交了。

　　还有一次，小杜在潘家园花100块钱买了几张老照片，没过俩钟头，转给一个熟人，1000元。那人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小杜的进价，大叫：“你丫就能黑我!”小杜瓮声瓮气反问一句，冷冷的：“才挣你900。多吗?”

　　他的经营方针是快来快走，不压货。他进了货，总是想尽办法，第一时间卖出去一部分，先把成本收回来再说。这么多年下来，他赚的钱都换成了房子和车子，没有攒下什么好东西。他家里唯一可以称之为收藏的，是郭沫若著作的各种版本，琳琅满目几百种，几乎全了。但这些东西之所以能留住，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值什么钱。我曾经问他：“郭沫若的书你不少，他的书法你没留一件?”他笑道：“那东西好几十万一个，留它压钱啊，赶紧，挣几万我就卖了。”

　　他说如果下辈子有很多钱，就买上很多字画，然后放着，不卖了。我说：“你放着干什么呢?当收藏家?”他说：“等升值啊!看着一天天往上涨，那多高兴啊!”

　　小杜除了打游戏，还喜欢看美剧和综艺节目。《绝命毒师》、《国土安全》、《中国好声音》、《非诚勿扰》他一集不落。平时在库房，即使不坐在电脑前，他也要把声音开着，让屋里有点动静。他对我说，否则总觉得闷得慌，好像哪儿别扭。然后他又突然一拍大腿，哈哈大笑道：“这是不是老了?我觉得像啊……老了吧?这是老了的征兆。”他说现在喝酒，第二天起不来了，会难受一天。

　　其实小杜不老，到明年才四张儿。不过他确实有时话在嘴边，却突然想不起来。你跟他聊天，当提到一些书名或人名时，他常常语塞：“那个叫……唉，叫什么来着?”

　　他说等该退休的时候，他也要退休。什么是该退休的时候呢?国家要渐进式推迟退休年龄，这跟他无关。他要等两个儿子都长大了，他算算，那时候自己大概55岁。他有个梦想，就是把全国的1000多个县城走遍。他喜欢溜达，说想到处看一看。

　　小杜现在不缺钱了。在北京买了两套房，老家的小楼也盖起来了。他需要考虑的是多出来的钱应该拿来炒股，还是放贷，或者像他多年的习惯，老老实实存在银行里?他说，最重要的还是亲情和友情。他说家庭—两个儿子，一个老婆，三张嘴，这个闭合小团队的吃喝拉撒，是他做一切事情的动力源泉。

　　中国人自古爱讲宿命。每一部旧小说进行到一半，必有一个游方术士款款出场，参破红尘，泄露天机。你若是去问小杜这20年来天差地别的人生风景他安然走过，所靠者何?他不夸这世道好，不标榜自己勤奋，不说自己聪明，他会告诉你，是运气。

　　文/陈晓维

　　刊登于《创业家》杂志2-3月合刊